根据中国的古代政治思想，天子是受天委任承担统治天下人民责任的人。
但是，天下广大、人民众多，靠一个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统治，势必要在人民中间寻找助手，不得不让他们分担一部分工作。
这些人便是官员！责权利一体，让官员干活，就得给授权，就得给利益，选官任人就有了各种难处，需要考量许多。
因为，官员的好坏对政治的影响重大，所以，必须任用人民中最为贤明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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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对刘禅谆谆教导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悉贞良死节之臣。”
其实，就是告诉刘禅，这些官员是贤明之人，要把位置权力利益分给这些官员，让这些官员成为刘禅的得力助手，如果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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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诞生之前，官员的位置大多都是把持在世家手中，并不是所有的贤明之人都能当官，都有资格成为天子的助手。
地方上有势力的贵族群体根深蒂固，就连天子也不能不对这些人做出让步。
世家以地方的州为单位，形成了可以说是联合政权的地方政府。
要职全部都被本地的世家垄断，唯独长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，只是从整体上勉强维持住了貌似统一国家的体面。
世家以地方政府作为基础，如果形势好的话，便进入中央政府并受到重用。
而在情况不妙的时候，就隐退地方、蛰伏起来，慢慢地谋求东山再起。
天子若是不看这些贵族的脸色，则不能顺利行政。因此世家愈发放肆起来，互相炫耀自己的门第甚至比天子悠久，就连蔑视天子权力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
其实，这种政治局面，持续了上千年，一直到了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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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文帝无法容忍世家的恣意妄为，他否认了一切对于地方政府的世袭式贵族优先权，改为由中央政府任命派遣地方官衙的高级官员。
想要办成这件事情，中央政府必须随时掌握有大量的官员预备队，而因为要培养这种官员资格持有者，才建立了科举制。
通过科举制，可以在世家之外，物色大量的具备治理政事能力的人才，进而可以任职做事，慢慢历练，逐渐成为国之栋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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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以及湘军官员的崛起，本质上的发端就是科举——因为科举，才有机会做官。
湘军的大脑几乎都是通过科举进士出身，曾国藩、骆秉章、胡林翼、李鸿章。
曾国藩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后，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，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。
道光十九年曾国藩回湘乡筹资，道光二十年正月进京，4月17散馆考试并大获成功，4月22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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翰林升官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绩，而是“大考”的成绩，道光二十三年的翰林大考中，曾国藩成绩突出，连升四级，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。
京官期间，十年七迁，连升十级，官至侍郎，要说真有什么绝密，最最重要的，其实是考试达人！考试名次高就能升官、就能拿到肥差、就能改变命运。
考试最容易量产人才跟官员，平头百姓，只有先成为考试达人，才有当官的机会。
